“大禹治水”傳說中的中國哲學之光
——《淮南子》的傳統智慧與現代啟示
在我國歷史上，記載“大禹治水”故事的史書典籍和文學作品可謂為數眾多，民間更是津津樂道、千古傳頌。人們都把“大禹治水”中所體現的那種艱苦奮斗、公而忘私、民族至上、民為邦本、科學創新的精神，奉為中華民族精神的源頭和象征，尊大禹為古之圣賢。
從《淮南子》這部中國漢代黃老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其中許多篇章都有對“大禹治水”傳說的精彩記錄和深刻論述。所不同的是，《淮南子》是從道家哲學的視角去評述“大禹治水”。它從“大禹治水”中看到了道家哲學所提倡的“道”這個中國古代哲學最高范疇，在古之圣賢思想行動上閃耀的光輝。
上古時代，先民們所無法抗拒的一大災難就是洪水泛濫。為了生存和發展，原始先民不屈服于自然災害的威脅，想方設法與之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留下許多描述成功與失敗、經驗與教訓的傳說故事，其中以鯀、禹父子的治水傳說最為突出。
傳說堯帝在位時，特大洪澇災害多次肆虐黎民百姓，黃淮流域四處房屋倒塌、田地毀損、人員傷亡。為了解除民眾面臨的洪災之苦，堯帝經過部落聯盟首領推薦，派顓頊之子鯀負責治水。鯀治水采取的方法：一是“圍堵”，筑堤建圩與水爭地；二是“作城”，圍城御水以衛部族。鯀治水的方法雖一時奏效，但九年下來，不僅沒能制服洪水，水災反而更加嚴重，還弄得各部落聯盟首領心生猜忌、離心離德，最后一事無成。舜帝繼位后，鯀因治水無功被處置，舜改派鯀的兒子禹繼續治水。
身負君命、面對蒼生，禹深感責任重大。他從父親治水的教訓中汲取經驗，身體力行，運用智慧集眾人之力，作出與父不同的功績，成為中國歷史上治水典范的圣賢。
《淮南子》集漢初道家思想之大成，立于黃老思想之巔。仰望古之圣賢思想行動上閃耀的哲學之光，書中高唱“大禹治水”贊歌：
“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闕，導廛澗，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干，萬民皆寧其性。”（《本經訓》） “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畚鍤，以為民先，剔河而道九歧，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修務訓》） “禹沐浴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辟伊闕，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修務訓》）
《淮南子》在這些篇章中，非常清晰地勾畫出“大禹治水”的圣賢形象：舜帝當政時，水神共工興起洪水，大水逼近空桑山下，這時黃河之上的龍門山尚未鑿開、呂梁山尚未挖通，長江、淮河流域泛濫，四海一片汪洋，百姓紛紛爬上山丘、攀上大樹，躲避洪水。緊急關頭，禹受舜帝派遣，領命治水。禹率先垂范，冒著暴雨、頂著狂風，拿著畚箕和木鍬，帶領民工常年勞苦奔波在治水一線。他采取疏導的方法去治水——疏通黃河而分成多個支流，疏通三江五湖，開辟水道，鑿通阻擋水勢的龍門，排除了洛陽伊闕山的堵塞，修筑彭蠡湖堤防，乘坐四種交通工具，奔忙在河道、平原、丘陵、沼澤，隨著山勢砍削樹木作記號，疏導廛水和澗水，整治疏通大小溝渠，平整土地、治理水域，各條水道流入東海，江淮黃河的洪水退去，九州土地干了，天下部落百姓得以安居樂業。
比起他的父親鯀，禹治水成功的秘訣在哪？《淮南子》以“道”論“治”，道出其詳：“執道要之柄，而游于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原道訓》）
“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是故至道無為，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為也，道之所施也。”（《俶真訓》）
“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修道理之數，雖神圣人不能以成其功。”（《主術訓》）
《淮南子》通過以上論述揭示：禹治水與其父的根本區別，在于遵循自然之“道”。禹掌握了“道”的根本，天下之事，不能違背自然特性去做，只能順應事物的自然特性去探求。要治理洪水，就要順應水往低處流這一自然特性來疏導江河。“道”是有法度條理的，得到“一”這個“道”的根本，千枝萬葉便可連綴起來。因此，最高的“道”是不違背自然特性去行事。就像龍蛇升伏卷伸一樣，順勢隨時變化。禹疏通黃河引導支流，替天下人興修水利，然而他卻不能使江河西流。這難道是人事的力量做不到嗎？不是的，而是自然的趨勢不允許！如果強行去做那些有違自然趨勢的事情、不遵循事物客觀規律，那么即便是圣人也無法成功。
《淮南子》在這些篇章中一再推崇的“道”，正是《老子》中所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中國古代哲學精髓。這個“道”就是宇宙萬物運行的根本法則，它與西方哲學所說的“規律”，是意義相近的中國表述。正因如此，“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掛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原道訓》）這意思是說，禹為了摸清水往低處流的自然規律，就搶時間勘察，鞋被淤泥陷掉也顧不上拾，頭巾被樹枝掛落了也顧不上撿，他不是為了和誰爭先后，而是為了抓住治水的時機。禹通過大量的實地勘測，掌握了各條水系的運行規律，“因勢利導”，采取“決、疏、鑿、辟、平、修”等方法，終于制服長期危害中原百姓的洪水，解民倒懸，安定天下。
禹不僅治水方法與父不同，疏導人心也更勝一籌。《淮南子》載：
“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于涂山，執玉帛者萬國。”（《原道訓》）這意思是說，堯帝時，鯀治水的方法是修三仞（古注一仞為八尺）高的城墻，一來防范洪水，二來防范諸侯。結果弄得各路部落對其心生猜忌，離心離德。鯀因治水無功被處置后，舜帝啟用禹。禹知道天下人因其父鯀的不當舉措而生叛逆之心，于是果斷拆毀城墻，填平護城河，散發財物，焚燒兵器盔甲，廣施仁德，使四方部落納貢歸服。他在涂山會盟諸侯時，眾多部落攜玉帛來朝。可見，禹因懂得“執道要之柄”，既展現治水智慧，更彰顯出治國理政的政治智慧，成為古今勞動人民與自然災害斗爭的楷模，備受敬仰。
《淮南子》借“大禹治水”這個傳說，以大禹思想行動中閃耀的“道法自然”“因勢利導”“無為而治”哲學光輝，闡述治國理政的大道理。從中我們不僅能獲得以古鑒今的啟示，更能感受這一傳說所蘊含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精神。
（張純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