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何其芳，我們不由得想起中學語文課本上《我為少男少女們歌唱》那首詩。身處延安這片新天地的詩人，激情澎湃地歌頌新生活、歌頌新生事物，曾激發多少有志青年義無反顧地奔赴紅色圣地，又鼓舞多少代年輕人迸發蓬勃青春力量，勇敢追夢。
何其芳這位從四川萬縣（現重慶萬州）走出的現代著名詩人、文學理論家，早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1938年來到延安，在魯迅藝術學院任教。解放后，曾長期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他一生為革命文藝做了大量拓荒工作，詩作婉麗中見清幽，沉郁中顯高昂，與李廣田、卞之琳并稱“漢園三詩人”。就是這樣一位杰出詩人，也曾與壽縣結下了一段不解之緣。
在上級組織安排下，1964年9月，以何其芳、毛星為領導的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十多人赴安徽農村，來到壽縣九里公社參加“四清”運動，至1965年6月返回北京。巧合的是，詩人卞之琳也在這段時間，隨中國社科院外文研究所來到壽縣參加“四清”運動。
當時的壽縣農村，到處是“小的村莊，矮的草房”，晴天滿身灰，雨天一身泥。這些學者同廣大群眾一起住草屋、喝稀粥、吃咸菜，參與勞動。他們通過走訪調查、召開會議，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問題，還將這段經歷當作深入基層體驗生活的機會。
工作之余，何其芳和同事們組織社員開展讀書會活動，為大家進行文學啟蒙，豐富精神生活。每天晚飯后，社員們從四面八方匯集到大隊部“聽書”：由一人朗讀，眾人聆聽后展開討論。參加者中，絕大多數是年輕人，文化程度參差不齊。所讀內容包括《林海雪原》《鍛煉鍛煉》等小說，《竹矛》《村風》等詩歌，以及相關評論文章。每次讀書會都像一場高級別的聽覺盛宴，且越辦越紅火。隨著讀書會的開展，文學創作、文藝演出等文化活動也隨之興起。
文學研究所的同事們還借助讀書會，開展文學調研與學術研究。他們發現：農村讀者偏好電影、戲劇和長篇小說；文學研究應關注普通民眾對文學的需求。所謂文學創作，就是“人寫人，打動人”——作家創作人物形象，作品打動讀者。而當時不少評論家忽視了讀者的反應，這恰恰是作品能否影響社會的關鍵。他們將調研成果整理成《安徽壽縣九里公社社員閱讀和評論文學作品情況的調查》一文。1966年年初，在形勢已然緊張的背景下，何其芳推動該文發表于《文學評論》第1期。
需要說明的是，“四清”運動在開展過程中存在“左”的偏差。但何其芳參與領導的九里公社“四清”工作，兼具政治任務與學術探索性質，其中的文學調查部分，為當代中國首次“文學生活”研究提供了鄉村文化消費的珍貴樣本。
“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這是卞之琳《斷章》中的詩句。何其芳等人深入基層的作風與循循善誘的文學啟蒙，影響了一大批文學青年。當時就有一位文學青年請求何其芳為壽縣寫詩：“‘寫一首詩吧，何其芳同志，給我們壽縣寫一首詩！’已經七年了，這樣的聲音常響在我耳邊。”
八個多月的朝夕相處，讓何其芳與九里的鄉親結下深厚情誼；壽縣厚重的文化、秀麗的風光，也時時牽動著他的心。為了兌現承諾，他苦心醞釀，最終于1971年創作完成《寫給壽縣的詩》。這是一首145行的長篇抒情詩，1978年發表于《詩刊》第6期，后收入《何其芳詩稿》。
《寫給壽縣的詩》是一首發自肺腑的頌歌。詩人深情贊美壽縣厚重的歷史文化：“它是古代楚國的國都”，“楚國曾有高度的文化，還有屈原的辭賦”。詩人贊美壽縣秀麗的自然風光：“壽縣的早晨露珠般新鮮”，“陽光燦爛，我走在公路上。大楊葉在風中搖動像鈴鐺，開著花的紫云英像一片錦繡”。詩人更贊美壽縣人民英勇、無私、勤勞的品質：“在生產隊中間，在我們面前，就有這樣的共產黨員：抗日，打蔣介石，辦農會，斗地主，他樣樣都是奮勇爭先”。
彼時的壽縣雖“并不富裕”，“舊社會和水災還留下創傷”，但何其芳仍對其前景充滿希望。如今的壽縣，大力實施“南工北旅”發展戰略，經濟邁入快車道，成功融入合肥都市圈，相繼實現“高速夢”“高鐵夢”“空港夢”“通江達海夢”，先后榮獲“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中國書法之鄉”“中國文學之鄉”等稱號。若何其芳先生泉下有知，想必也會倍感欣慰。
在何其芳的文學創作中，壽縣成為他又一個精神原鄉；而壽縣的歷史文化，也因他的筆墨增添了不朽的詩人印記。
(吳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