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的外貿事業，是從建國后田家庵區公盛皮毛號收購畜產品調上海出口開端的。改革開放后淮南經濟發展壯大，在安徽省16個地市中，工農業生產處于較為先進的位置，為外貿收購提供了良好的物質基礎，到1991年，已由單一的畜產類5個品種，發展到土、畜、糧油、化工、醫藥、紡織、輕工、工藝、五礦、機械十大類70多個品種。
在改革開放前，外貿經營權是經國家批準、由有關公司經營進出口商品的特殊權利。全國只有廣州、大連、上海、青島、天津5個外貿口岸（簡稱“廣大上青天”），外貿部直屬企業及5個口岸公司可以進出口經營，改革開放后，國家先后對經濟特區和十四個國家開發區、省級外貿公司批準了進出口經營權，促進了經濟發展。
1990年國家一方面對計劃、外貿、金融、外匯等進行全面改革，另一方面在全國范圍開展公司大整頓。1991年底合肥做為省會城市獲得了進出口經營權，安慶、蚌埠等城市也向省政府請示，要求向國務院爭取批準外貿經營權。
我當時在外貿局經辦信息工作，每半個月向市委、市政府和市有關委辦局等編寫、報送《外經貿信息》。由于在辦公室工作，與省外經貿廳比較熟悉，得知各地市爭取外貿經營權的情況后，我于1992年1月編寫了《我市爭取外貿進出口經營權面臨機遇和挑戰》的信息。沒想到這篇普通的信息，得到了時任市委書記宋孝賢的重視，他批示“外貿經營權對淮南擴大開發意義重大，請李振華、楊愛光同志抓緊此項工作，要安排專人負責辦理，不然錯過機遇就難了”。當時淮南城市面積小、供貨資源少，外貿收購與安慶、蚌埠、阜陽等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淮南工業基礎比較扎實，在爭取全國、全省出口產品基地建設等方面有優勢。在申報調度會上，當有人說我們爭取進出口經營權條件不好，還是等等吧。時任副市長楊愛光說：什么條件都具備了還要我們干什么，有條件要干，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干。市統計局負責人和有關委辦局的領導也積極支持申報工作，解決申報工作中的問題，我們很快完成了材料編寫工作。
由于市領導重視，市政府向省政府的請示很快完成公文申報程序，由市領導帶著文件直接向省政府領導匯報，當即完成審批流程，批轉到省外經貿廳辦理。當時蕪湖市市長趙衡衢剛轉任省外經貿廳主任，他對地方爭取外貿經營權有更深刻的認識，積極支持淮南申報外貿經營權。他在正式行文上報國務院和外經貿部之前，先和楊愛光等到外經貿部匯報。時任副部長李嵐清（后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聽取匯報后指出，國務院要求“八五”期間一般不再批準新設專門從事流通領域經營的進出口公司，個別特殊需要設立的，須由經貿部從嚴審核，并報國務院批準。
北京之行堅定了申報的決心，安徽省政府將淮南申報外貿經營權的請示上報到國務院和外經貿部。但就在此時，國家對批準外貿經營權確定了主要原則，安徽因不了解情況，一些指標沒有在文件中反映，上報后反而不利于審批。而此時安徽省政府的請示文件，已由機要傳遞的“鐵盒子”上報在北京的路上，省政府辦公廳也沒辦法解決此事。楊愛光副市長帶著董金龍副局長和我，向在中央警衛局任警衛處長的陳傳闊大校（后任武警副司令員、中將）介紹了情況。陳傳闊對家鄉的發展非常熱情，經他協調后，讓我到國辦和經貿部將文件取回，有驚無險的解決了問題。
批準外貿經營權由經貿部審核、國務院審批，負責審批工作的國務院領導是朱镕基副總理。陳傳闊安排朱副總理的警衛蒲參謀，請他帶著楊愛光副市長、董金龍副局長和我，向朱副總理辦公室曾秘書匯報淮南爭取外貿經營權工作。曾秘書對淮南作為資源型城市，爭取外貿經營權很支持，我們很受鼓舞，對爭取經營權更有了信心。
在文件上報待批期間，宋孝賢、李振華、楊愛光等領導要求淮南外貿要安排專人，在京跟蹤辦理，沒有批復，不準回來。我在京一個多月期間，每周兩、三天到外經貿部貿管司聯系，時間長了與他們建立了良好關系。期間楊愛光、楊遠到北京，為了方便聯系就住經貿部招待所，我們三人和其他地區的人住一個房間，貿管司領導來到我們住處后，也為我們樸素的生活和勤奮的工作所感動。通過各方努力，終于獲得了國家正式批準成立“安徽省淮南市對外貿易公司”、批準公司章程和進出口商品目錄的批文。外經貿部在進出口商品目錄上，給了淮南外貿很多的優惠和機遇。
淮南是全省第四個經國務院批準、由經貿部發文成立的地方外貿公司，在全省引起了很大的反響。1992年12月18日，時任副省長吳昌期等省領導親自來淮南參加安徽省淮南市對外貿易公司成立大會，對淮南發展外向型經濟表示祝賀。
改革開放使淮南外貿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淮南外貿公司獲得的進出口經營權后，采取“一頂帽子大家戴”的開放經營，通過工貿合作、銀貿合作、區域合作、貿貿合作等各種靈活有效的方式，先后與淮南天一襪廠、印染廠、中行淮南支行、壽縣外貿公司等一起組建了18個進出口經理部，開展自營進出口工作，讓淮南的產品直接出口到世界。(高振中)
